　　駱明(新加坡)

　　剛聽來莊鍾慶教授病了，再去電詢問，得到的答覆是流感。

　　流感這一病症，最近這3年，在全世界各個角落，不管是發達國家，還是落後國家，時不時都會聽到不論是什麼人，都是有機會染上的。所以聽到這樣的答案，心雖然還是牽掛，但是都能稍微定下心來。

　　為什麼呢？因為那是流感，不是什麼旬猛的病症。心是稍微安了一些，因為那是常見的病，廣泛流傳的病。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危險性。

　　心是稍微安慰了一些。

　　一月29日，一位廈大畢業的博士生來探訪，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——莊鍾慶教授于前一天逝世了。

　　這是一個太驚人的消息。一位在廈大受人敬愛、尊敬的莊教授逝世了。一位在廈門卻關注東南亞的關心、推動研究者消失了。一位在中國學術界有成就，有豐碩的研究成果的學者，離去了。

　　對于中國，對于海外，對于世界的華文文壇，都是莫大的損失。

　　這是一個太驚人的消息，尤其這位老者，這位學者，我們雖非同樣資歷，沒有他那種的資歷，我們都在80年代才開始，就一直有很好，很密切的交往，成了過從交往很密，很親切的莫逆之交了。

　　雖然知道這已經是一件事實，卻還是不願承認這事實。

　　在查證手機，證實了獲得海內外人士敬重的莊鍾慶教授，確實在一月28日離我們而去。

　　從此，我們失去了一位關心我們，支持我們的學者、教授、老師。

　　那個時候，我在負責一個文藝團體的工作。為了更實際，更能確實，更能堅持在推動華文文學，對內我們要能有計劃，有條理地按部就班，能為這個團體在我們的國家，能做一些推動、推廣的工作，我們更有需要瞭解我們鄰近的國家的動向，去瞭解，去交流。我們應該去瞭解別人，但我們更應該讓別人也能瞭解我們，互相交流，互相瞭解，互相關懷。我們都是為著我們這個國家，這個地區的華文文學的存在、發展而努力。

　　我們需要有人能瞭解我們，接受我們、支持我們，因為不論大小團體，不論歷史。文學本來就應該要有，也要能互相交流、交融才對。

　　這是我們的一個目標，也是我們的方向。

　　我們曾經向台灣的文學界徵求意見，以為借境。但是他們似乎沒有這樣的心願，亦沒有這種意願。

　　倒是知道中國大陸是有人，有團體、有組織在做這種工作。雖然不多，在80年代，在廣州，就有“廣州歸僑聯誼會”、“港、澳、台、海外華文文學”的組織。

　　前者是聯絡一些歸僑，經常有見面、座談、出版等。但是也是一個海內外交流的平台。在那個時候，也是少有的。至於“港、澳、台”那就很明顯，清楚了。

　　只有廈門的“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會”，開宗明義，就是標榜東南亞，就是一直面對東南亞了，堅持東南亞方向的。

　　在整個中國，就只有這麼一個直接標明跟東南亞有關係的組織。

　　從80年代開始，到今天也有三十餘年了。

　　不記得確實的年份了。只記得是80年代的較後幾年的一個日子。我突然收到一個邀約，到湖南十里桃花的常德，去參加丁玲的國際研討會。

　　出席這種國際性研討會，這在我算來，是生平第二次。第一次是在深圳的“港、澳、台、海外華文文學”研討會。才第一次見到來自中國，東南亞、港、澳、台、以及來自世界各大洲的關心華文文學的關心者。記得那是1986年，我是與我們會的劉筆農先生一塊兒出席。在這個會議上，見到了、認識了許多過去慕名、難得見面的學者、教授。應該說，那是很興奮的。因為有好多學者、教授，過去只在文章、書刊見到面。現在卻在眼前出現。從我的內心說，那是興奮的。

　　楊越是廣東社科院文學所的負責人。他跟海外關係較密切，因為他在30-40年，他曾在新加坡華僑中學與南洋女中教過書。一說起來，關係就來了。而且他對于新加坡作家姚紫的到廣州醫病，費了很多的力氣。姚紫是我在道南小學的教師，是新加坡有名的作家。

　　意外的是認識了有老頑童，以及人們稱謂的“潘大吹”，那是性格爽朗的學者，在文革時吃了一些苦頭。

　　他們一認識就表現得親切，關切我們，關心海外華文文學，一些志同道合的後輩。在這個會議之後，我們來往得很密。他們很樂意為海外、為新加坡寫了許多評論，介紹的文章。應該說，在那個階段，許多人對于海外的認識是少的。有他這樣的評價、介紹，最低限制是起了對海外華文文學的關注、開始了認識。

　　楊越、潘亞墩、陳賢茂、白舒榮是幾個關心海外華文的生存以及發展的有心人。

　　莊鍾慶教授我應該是在丁玲會議上認識的。對于這個會議的參與，我是新人，是屬於小輩。可是出席會議的，卻大多數是中國文壇的老將，是出了名的作家。

　　因為這樣，我自然不太敢太冒然接近。莊鍾慶教授自然亦是一名重要的參與學者，對于丁玲的研究頗深。在會中是具有重要份量的。

　　可是這位衣著隨便，為人隨和的老先生，對于我這初來乍到的小伙子，都很關懷，對于海外來的晚輩，很是關心。

　　我自然很有感動，對他好感，也特別尊敬。當他知道我也是廈門人的時候，他很快慰，很熱心地邀請我到廈門去，去見見家鄉的一切。

　　我是在日本鬼子打南京的時候，我還小，只有3歲。就在父母的帶領下，跟我的一個姐姐，離開了廈門到新加坡了。

　　那時應該是1937年，到我再踏上廈門的時候，已經是離鄉近50年了。到今天，算一算，已經是80餘年了。

　　因為有長者的關心、邀約，于是我在正式與莊老見面的時候，我是單槍匹馬先到廈門去瞭解些情況。

　　94年，“廈門東南亞國際研討會”第二屆會議將召開，收到邀約，我是躊躇再三，我很坦白跟莊老師說：我不喜歡廈門。原因是寶島的一些人，在廈門的行動，很令人看不下去。這種氣氛，將廈門搞髒了，弄壞了。

　　莊老師跟我說：可以不必住外面酒店，他可以安排住在校園的賓館。那是寧靜，不吵雜的。從此以後，我到廈門，幾乎都是由莊教授替我安排校園內的賓館。

　　廈門“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”我在第一屆沒有參加之外，此後的每一屆我幾乎都是出席參與。

　　莊老師並不只是替你安排一個住宿的地方就了事，他還關心住得好嗎？習慣嗎？吃得適合嗎？合口味嗎？我在廈大賓館住的時候，他是會安排一些時間到我宿舍中來看我，有時因此就談了許多，有自己過往的，有他的一些經歷。當然也談到他的一些設想、一些理想、一些做法。他會叫他的研究生跟我會面，除了談海外，也談他們的一些感想。

　　這種談話，很合我的脾胃，也可以互相瞭解、增進認識。最低限度，能讓我對廈大，對廈門，對中國的社會動向，有深一層的認識、瞭解，當然也能除了我單獨在宿舍的孤寂。

　　接觸多了，對于莊老師的認識、瞭解，也多了、也加深了。

　　我給他的一句中肯的評語：就是沒架子，沒派頭，人緣好，講實話。一句話，跟我很投緣，我與他大有相見恨晚。

　　他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會是認真的、關心的，都是一心一意想將它搞好，有代表性、有成績表現的。

　　我們談的都是與東南亞華文文學有關連的問題。我們大家都沒有私心，沒有想從這種工作中去撈取私利。

　　有一次我跟莊老師推著他那輛腳踏車，到校園中的郵政局去取信。到了那裡，他將腳車隨意一放，就往裡去。我提醒他，腳車沒上鎖。他給的答案：這腳車已經很破舊了，許多人不會要的；會看重這腳車的人一定是一個窮得沒辦法過日子的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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